我的忘年交

○ 黄阿忠

二十四岁那年，我从上戏毕业，没能分配进剧团，这也意味着将远离我的“舞美”专业。然却让我萌生了“画家梦”，一个小年轻揣着梦想，干劲冲天，好像整天都在画画，当时我供职的文化馆也提供了充分条件，通宵达旦，几乎没有节假日，大年初一也“上班”，工作就是画画。

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在美协工作的何振志老师，她影响了我的绘画道路。想起她，往事一一闪过。

黄陂北路226号一幢房子的二楼是美协的资料室，何老师分管图书资料。她的办公桌靠西窗，有一次去资料室借画册，看到夕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勾勒出她的轮廓，逆光写出了她的气质。也就是在那一次我认识了她，她在黄昏的光线下透出的美，我至今难忘。

我不知道两个人年龄相差多少可称之为“忘年交”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？我和何老师的交往确实忘记了年龄。

我和她的交往很简单，就是经常去看她，到美协办公室、展览的开幕式，或者去她家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每次和她见面都会有收获。她的修养太好了，可以说是博览群书，她讲的话很实在，不是虚头巴脑的空话。她告诉我衡量一幅画的“标准”，是看画的气息、格调。我常去资料室借阅杂志、文论、画论，她不厌其烦地解说绘画背后的东西。至于色彩、线条、构图等等，在闲谈中都表露出她很高的审美情趣，这种看似无意的交谈，总让我受益匪浅。有一次她对着法国画家马蒂斯（那年《法国二百五十年展》中有马蒂斯的画）的画说：“别看他好像都在用原色，其实，他的画也是有调性，有某些灰色；而他的形式也跟着调性跑，比如稚拙、天趣、气韵。”又比如说学习毕加索，要学他的精神，他的形式的变化等。后来，我到欧洲看了他们的原作，想起何老师的观赏指导的话。

何老师的外语非常好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她先后在《文汇月刊》《外国文艺》《艺术世界》等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外国美术译介文章，并写有一手好评论。当时我们那批初出茅庐的小年轻非常想得到她的评论文章；我也和大家一样，想请她帮我写篇文章，没想到她竟然一口答应。没过多少时间，一篇题为《昨天就是过去》的文章刊登在《新民晚报》，文章不长，没有过多的评论，娓娓道来的是对我的用功学习的赞赏。她还例举了我的一次写生，为节省时间，午饭误吃爬满蚂蚁的大饼的故事。她用昨天就是过去勉励我，以此树立我不断向前的信心；她前后为我写过四篇评论文章，包括《文汇报》上的《画坛的四重奏》。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刊登在《文汇月刊》上的，题目是《阿忠印象》。

我经常带画给她看，她会直接了当说好或者不好，从不敷衍，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爱护。她说我颜色感觉好，于是我的用色过猛；后来她说这样不行，颜色不要太花，而要单纯；我又开始用单纯到近乎黑白的颜色，她则说要的是色调，不是素描。她对色彩能细化到如此程度，真让我佩服。我知道她一直在帮助我，《海平线》《中国油画展》少不了她的支持；全国的新人新作、水彩、水粉展，少不了她的提携。

她在学校和文化馆举办了上百次西方艺术史系列讲座，其影响和魅力在上海无出其右。她的西方艺术史讲座，从文艺复兴到后印象主义，几百年艺术发展的描述；一如其文采与风度，从容优雅，道出西方艺术史上一个个迷人的篇章，以她的修养、审美，指导美术青年。

那些年我常去她家，她的家在五原路上的自由公寓。自由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，带有现代装饰风格，我觉得和何老师很般配；她的祖上和丈夫聂家都是金融家、银行家，只有到过她家，才能感觉到她大家闺秀的出身。她喜欢一只眼睛红、一只眼睛蓝的波斯猫，常常抱着它躺在沙发上，派头十足；她也喜欢她的小孙子，吃饭时常常一边是猫、一边是小孙子，尽显一种天伦之乐。丈夫聂光祉的祖父聂缉椝曾担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和上海道台，其祖母曾纪芬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小女儿，出身显赫，可谓大户人家。老聂会围棋，与他相比，我的棋力不够，她会在一旁说，让让人家小青年。她哪里知道，在围棋盘上，你来我去，是决不会相让的。

何老师去了美国后我们保持通信，一直到她去世。她常常会在信中讲述她的散步，她在社区做的有趣的小陶瓷；她说想念在上海的朋友，还想看看我最近的画。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，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非常遗憾的是，一直到她去世，也没能单独请她和老聂吃一顿饭。

（油画） 黄阿忠